世界經濟增長乏力，我們對全球化的看法錯了嗎

2018年，當全球商界和政界領袖齊聚達佛斯參加年度經濟論壇時，氣氛一片歡騰。所有主要國家的經濟增長都在上升。時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宣稱，全球經濟「正處於極佳態勢」。
五年後，前景明顯惡化。
「過去30年推動進步和繁榮的幾乎所有經濟力量都在消退，」世界銀行在最近的一份分析報告中警告稱：「其結果可能會是迎來一個『失去的十年』——不只是像過去那樣，在一些國家或地區發生——而是在整個世界。」
從那時到現在，發生了很多事情：全球疫情；歐洲戰爭；美國和中國之間的緊張關係白熱化。而被認為已經像迪斯科唱片收藏一樣被妥善保存起來的通貨膨脹卻捲土重來。
但是，隨著塵埃落定，突然間，我們發現自己對世界經濟的了解似乎都是錯誤的。
自30多年前柏林牆倒塌以來，政策制定者一直依賴的經濟約定——開放市場、自由貿易和效率最大化的永恆優勢——似乎正在偏離軌道。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不斷推動全球經濟一體化和降低成本的驅動力導致醫護人員沒有口罩和醫用手套，汽車製造商沒有半導體，鋸木廠沒有木材，運動鞋購買者沒有耐吉。
去年入侵烏克蘭的俄羅斯士兵把貿易和共同經濟利益可以防止軍事衝突的理念也踩了個粉碎。
越來越多的極端天氣摧毀了農作物，迫使人們遷徙，使發電廠停運，這表明市場看不見的手並沒有保護地球。
如今，隨著烏克蘭戰爭進入第二年，各國經濟增長乏力、通膨持續，有關新興經濟競爭領域的問題成了人們關注的焦點。
近幾十年來，全球化被視為一種像地心引力一樣不可阻擋的力量，但它顯然正在以不可預測的方式發展。脫離一體化世界經濟的步伐正在加快。應對的最佳方式成為激辯話題。
當然，對佔主導地位的經濟共識的挑戰已經醞釀多時。
歐巴馬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貝琪·史蒂芬森說：「我們看到，在疫情開始之前，最富裕的國家對國際貿易感到沮喪，他們相信——不管正確與否——這在某種程度上損害了他們、他們的工作和生活水平。」
2008年的金融危機幾乎摧毀了全球金融體系。英國於2016年退出歐盟。川普總統在2017年對中國徵收關稅，引發了一場小型貿易戰。
但從新冠病毒開始，一系列針鋒相對的危機將需要關注的漏洞徹底暴露了出來。
正如諮詢公司安永在其《2023年地緣戰略展望》中總結的那樣，從一度增長的全球化中脫離出來的背後趨勢「被新冠大流行加速了——然後又被烏克蘭戰爭加劇了」。
這是「歷史的終結」。
如今的不安與1991年12月蘇聯解體後那種令人興奮的必勝信念形成了鮮明對比。在那個時期，一位理論家可以宣稱共產主義的垮台標誌著「歷史的終結」——自由民主思想不僅擊敗了對手，而且代表了「人類意識型態進化的終點」。
有關全球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必然崛起的相關經濟理論也蒙上了類似的光澤，彷彿不可戰勝、不可避免。開放市場、不干涉的政府和對效率的不懈追求將提供通往繁榮的最佳途徑。
人們認為，商品、金錢和信息在全球縱橫交錯的新世界將基本上掃除冷戰衝突和不民主政權的舊秩序。
人們有理由感到樂觀。在20世紀90年代，通貨膨脹率很低，而就業率、工資和生產率都在上升。全球貿易幾乎翻了一番。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激增。股市上漲。
世界貿易組織於1995年成立，以執行這些規則。六年後，中國的加入被視為具有變革意義。一個龐大的市場與142個國家建立連接，將不可避免地把這個亞洲巨人引向民主。
中國與韓國、馬來西亞等國家一起，把艱難度日的農民變成了有生產力的城市工廠工人。他們在世界各地銷售的傢具、玩具和電子產品帶來了巨大的增長。
這張人們情有獨鐘的經濟路線圖幫助創造了驚人的財富，使數億人擺脫了貧困，並推動了驚人的技術進步。
但也有令人震驚的失敗。全球化加速了氣候變化，加深了不平等。
在美國和其他發達經濟體，許多產業工人崗位被出口到工資較低的國家，人們失去了通向中產階級的跳板。
政策制定者一直都知道，總會有贏家和輸家。儘管如此，他們仍然讓市場來決定如何配置勞動力、技術和資本，相信效率和增長會自動隨之而來，認為只有在此之後，政治人士才應該介入，重新分配收益，或者幫助那些失去工作或希望的人。
企業不顧工人保護、環境影響或民主權利，開始在全球範圍內尋找低薪工人。他們在墨西哥、越南和中國等地發現了許多這樣的人。
電視、T恤和玉米餅比以往任何時候都便宜，但醫療、住房和高等教育等許多必需品卻越來越遙不可及。
就業外流壓低了國內工資，削弱了工人的議價能力，激發了反移民情緒，並加強了美國的唐納德·川普、匈牙利的歐爾班·維克托和法國的馬琳·勒龐等極右翼民粹主義領導人的地位。
在美國、英國和幾個歐洲國家等發達工業大國，政治領導人無法或不願更廣泛地重新分配回報和負擔。
他們也沒有能力阻止破壞性的環境影響。在全球範圍內運輸貨物增加了溫室氣體排放。為全世界的消費者生產使自然資源緊張，助長了東南亞的過度捕撈和巴西的非法砍伐森林。廉價的生產設施污染了沒有適當環境標準的國家。
事實證明，市場本身無法自動公平地分配收益，也無法刺激發展中國家發展或建立民主制度。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在最近的一次演講中說，美國經濟政策的一個核心謬誤是假設「無論我們的競爭對手做了什麼，無論我們共同面臨的挑戰有多大，無論我們拆除了多少護欄，市場總是能有效地配置資本」。
國與國之間經濟交流的激增也未能帶來承諾的民主復興。
事實證明，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是全球經濟體系最大的受益者——或許也是這個體系的博弈高手——但卻沒有擁抱民主價值觀。
「資本主義的工具掌握在社會主義者手中，」1992年，中國領導人鄧小平說道。當時中國正在發展成為世界工廠。中國驚人的增長使其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全球增長的主要引擎。然而，一直以來，北京對原材料、土地、資本、能源、信貸和勞動力，以及人民的行動和言論都保持著嚴格的控制。
資金來了，貧窮國家付出了代價。
在發展中國家，結果可能很糟糕。
大流行病造成的經濟破壞，加上烏克蘭戰爭導致的食品和燃料價格飆升引發了一連串的債務危機。利率上升使這些危機更加嚴重。和能源和食品一樣，債務在世界市場上通常以美元計價，因此當美國利率上升時，債務償付變得更加昂貴。
不過，貸款和紓困的循環有著更深的根源。
較貧窮的國家被迫全面取消資本進出該國的限制。這樣做的理由是，資金像商品一樣，應該在國家之間自由流動。允許政府、企業和個人向外國貸方借款，將為工業發展和關鍵基礎設施提供資金。
「金融全球化本應將發展中國家帶入一個強勁增長和財政穩定的時代，」麻薩諸塞大學阿姆赫斯特分校的經濟學家賈亞蒂·戈什說。但「結果適得其反」。
一些貸款——無論是來自私人貸方還是來自世界銀行等機構——都沒有產生足夠的回報來償還債務。還有一些貸款則被投入投機項目、不完善的提案、面子工程，或進入了腐敗官員的銀行帳戶。債務國仍然受到利率左右，利率上升會瞬間增加債務償付的規模。
多年來，不計後果的貸款、資產泡沫、貨幣波動和官方管理不善導致亞洲、俄羅斯、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出現了繁榮與蕭條的週期循環。在斯里蘭卡，政府發起的從港口到板球場的奢侈項目導致該國去年陷入破產，國民四處尋找食物，而中央銀行以易貨交易的方式用茶葉支付伊朗石油的費用。
這是一個「龐氏騙局」，戈什說。
私人貸方擔心債務國無法償還，突然切斷了資金流動，使這些國家陷入困境。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紓困伴隨著強制性緊縮政策，迫使過度擴張的政府削減開支，通常通過削減公共援助、養老金、教育和醫療保健，導致許多人受苦。
就連IMF經濟學家都在2016年承認，此類政策非但沒有帶來增長，反而「加劇了不平等，進而危及持久發展」。
對西方借貸方式的失望讓中國有機會向阿根廷、蒙古、埃及和蘇裡南等國家大肆貸款。
自給自足取代廉價進口。
雖然蘇聯的解體為正統的自由市場主宰經濟掃清了道路，但俄羅斯聯邦對烏克蘭的入侵現在已經決定性地讓這條道路脫離。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教授亨利·法雷爾說，當今國際經濟可以概述為「地緣政治如何吞噬超級全球化」。
舊世界風格的大國政治顛覆了對全球經濟秩序的假設——這是災難性氣候崩潰、激烈的社會動盪和日益擴大的不平等帶來的威脅都未能做到的。
歐盟外交事務和安全政策負責人何塞普·博雷爾在烏克蘭遭入侵10個月後的一次演講中直言：「我們已經將繁榮的來源與安全的來源脫鉤了。」歐洲從俄羅斯獲得廉價能源，從中國獲得廉價製成品。「那樣的世界已經不存在了，」他說。
大流行和隨後的復甦造成的供應鏈瓶頸已經凸顯了全球採購經濟的脆弱性。隨著戰爭引起的政治緊張局勢加劇，政策制定者迅速將自給自足和實力添加到增長和效率的目標中。
「我們的供應鏈不安全，也沒有彈性，」財政部長珍妮特·L·耶倫去年春天表示。她說，貿易關係的建立應該圍繞「可信賴的合作夥伴」，即使這意味著「成本水平稍高，系統效率稍低」。
「認為市場只關乎效率而不關乎權力的想法太天真了，」亞伯拉罕·紐曼說，他與法雷爾合著了《地下帝國：美國如何武器化世界經濟》(Underground Empire: How America Weaponized the World Economy)一書。
經濟網路的性質決定了它會造成權力失衡和壓力點，因為各國的能力、資源和弱點各不相同。
俄羅斯供應了歐盟40%的天然氣，它試圖利用歐盟的依賴性向其施壓，要求其撤回對烏克蘭的支持。
美國及其盟國利用其對全球金融體系的主導地位將俄羅斯主要銀行從國際支付體系中移除。
中國限制貿易夥伴進入其巨大市場以進行報復。
關鍵供應商和信息技術網路的極端集中產生了更多的瓶頸。
中國製造了世界上80%的太陽能電池板。台灣生產92%的微型先進半導體。世界上的大部分貿易和交易都是以美元計算的。
新的現實反映在美國的政策中。美國——自由化經濟秩序和世界貿易組織的主要締造者——已經背棄了更全面的自由貿易協定，並一再拒絕遵守世貿組織的決定。
安全問題導致拜登政府阻止中國對美國企業的投資，並限制中國獲取美國公民個人數據和新技術。
它還採納了中國式的產業政策，為電動汽車、電池、風電場、太陽能發電廠等提供巨額補貼，以確保供應鏈安全並加快向可再生能源的過渡。
「忽視幾十年來自由化建立起來的經濟依賴性已經變得非常危險。」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說。他還說，事實證明，堅持「過於簡單化的市場效率」是錯誤的。
雖然之前的經濟正統已被部分拋棄，但尚不清楚將由什麼取代。當下的主流做法是即興發揮。也許現在唯一肯定靠得住的假設是，通往繁榮和政策權衡的道路將變得更加不清不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