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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斯對華政策演講的背後,是基於歷史與現狀的深思熟慮


上周我參加了一場與中國高級官員的會議。與所有這類會議一樣,它也在一個封閉的政府大院里舉行。加了厚軟墊的座椅並排安放,中間僅隔着一張小桌子。在這樣的安排下,想要和別人眼神交流,就得把整個身子轉過來,或者扭過脖子。分隔我們的桌子背後坐着翻譯人員;主持會議的官員身後兩側坐着一大群助手,在長達一小時的會議中,他們每個人都在不停地做筆記,但一言不發。 會議開始數分鐘後,一位中方代表的聲音拔高了:“中國人民深感失望和憤怒。他從頭到尾都在抨擊中國。近40年來,我們從沒聽過這樣的講話。很多人認為這是新冷戰的標誌。我們認為這個演講不可接受,因為它對我們過去40年的共同努力和中國取得的成就視而不見。” 上文中的“他”指的是美國副總統邁克·彭斯(Mike Pence),而那一番“講話”則是彭斯10月4日在華盛頓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發表的廣為人知的演講。另一位中方代表則將此次講話與1946年3月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在密蘇里州富爾頓的演講相提並論。他表示,唯一的區別就是以“竹簾(Bamboo Curtain)”取代了“鐵幕(Iron Curtain)”。一位中國學者在晚餐時預測說,“凜冬將至”。 副總統的講話預示着現代中美關係新時代的到來。不少中國人認為,美國發動的貿易戰已演變為全面阻止中國崛起的行動。美國不僅針對中國從俄羅斯購買武器實施制裁,還重新向台灣出售武器,謀求在南中國海(South China Sea,中國稱南海)的自由航行權——所有這些都強化了一個觀點:特朗普政府想達到戰略性的目的,而不僅僅針對經濟。 可以肯定的是,在對中國的批評方面,美國副總統的這次演講比過去數十年來美國政府的任何一份聲明都要廣泛與深入。其中的部分指控即使不算毫無根據,也頗具爭議。即便如此,這一席話的基礎是2017年12月發表,將中國(以及俄羅斯)描述為“修正主義強權”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其與外交政策機構中的許多人(無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人)近年來對中國的批評是一致的。 彭斯對中國的批評包括三個方面。第一,有人認為,中國雖然於2001年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卻在違反其精神與規章。美方不滿的內容包括過高的關稅(比保證的要高)和非關稅壁壘、強制技術轉讓、竊取知識產權、政府補貼以及旨在降低出口價格和減少進口需求的匯率操縱。 1972年2月21日,毛澤東(左)與時任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握手。尼克松訪華是美國總統首次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 圖片來源:associated press 第二,中國融入世界經濟並未帶來外界所期望的改革。本該關閉的大型國企業依然存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反腐運動似乎有一部分是出於剷除異己的動機,此外,他還設法取消了自己任期時長的限制。在中國西部,有多達100萬名穆斯林被關進了再教育營。政府對公民社會的限制進一步加強。如今的中國似乎比毛澤東執政以來的任何一個時期都要專制。 第三,中國的外交政策變得更加強硬。中國採取單邊行動,將南中國海軍事化,儘管一項國際裁決駁回了中方主張,而習近平也曾親口承諾中國不會這樣做。中國單方面宣布在東海設立防空識別區,並常常就有爭議的島嶼挑戰日本。中國還推行其“一帶一路”全球基建倡議,與其說該計劃是一個促進發展的項目,倒不如說它更像一個增加中國在全球各地接入與影響力的地緣經濟策略。 這並不是中美首次針鋒相對,雙方矛盾的現代史可以追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毛澤東領導的共產主義游擊隊與蔣介石領導的專制、親資本主義的國民黨一邊同日本侵略者鬥爭,一邊也在相互內鬥。美國向國民黨提供了大量軍事援助。然而,1949年,共產黨還是控制了大陸地區,國民黨被迫撤往台灣。美國與國民黨統治下的中華民國保持了外交關係,拒絕承認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久後,美國與中國軍隊在朝鮮作戰,台灣海峽的島嶼歸屬爭議也引發了幾起危機。1954年的某個時間,美國曾認真考慮過對中國使用核武器,後因呼籲克制的盟國介入干預而擱置。但美國確實與台灣簽署了共同防禦條約。 直到20世紀60年代末,美國分析人士意識到中國與蘇聯日漸將彼此視為競爭對手,事態才開始發生變化。秉持着“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這一格言,理查德·尼克松與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利用中蘇分裂的機會與中國大陸建立了聯繫,希望此舉有助於美國與威脅更大的蘇聯作鬥爭。不到十年,美國就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美台關係也正式降級。 中美關係的第二階段——在此期間,兩國在阿富汗共同對抗蘇聯——持續了大約20年,直到冷戰結束。推動中美關係進入第三個時期的是日益增長的經濟互動,這是由鄧小平引領的,他在毛澤東之後上台執政,並於1978年宣布“改革開放”政策。中美雙方都尋求進入對方的市場,中國經濟也從此開始了長期且令人矚目的增長。 許多美國人希望美國與中國的來往能夠在政治和經濟上讓中國變得更開放,減輕中國挑戰美國主導地位的慾望。美國的政策並不僅僅基於希望。為避免中國成為戰略競爭對手的可能性,美國在該地區不僅維持盟友關係,還部署了海軍與空軍力量,以彰顯決心。 1979年1月28日,鄧小平訪問華盛頓。圖為吉米·卡特(左)和鄧小平。 圖片來源:Gilbert UZAN/Gamma-Rapho/Getty Images 正如彭斯演講所強調的一樣,第三個樂觀的時代已經接近尾聲。旨在支持兩國關係的經濟聯繫如今已成為摩擦的主要來源。雙方在朝鮮或氣候變化等問題上的有限戰略合作無法消弭這一趨勢,而中國自身的政治變化又令其進一步惡化。中國如今的經濟規模是30年前的30倍,已成為全球數一數二的經濟體。認為其會滿足於在美國設計和主導的國際體系中僅僅充當一個“負責人的利益相關者”(引自2005年美國時任副國務卿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無疑是不切實際的。 在視自由民主為威脅其統治的共產黨領導人看來,這種自由民主的秩序並沒有什麼吸引力,這不足為奇。同樣重要的是,這一秩序正在迅速消亡。俄羅斯、朝鮮、伊朗等國家都拒絕接受這種秩序,並且新的問題也出現了(氣候變化、網絡戰爭),它們不是這套秩序所能解決的。特朗普政府則明確表示,自己與前任不同,並不認為二戰後的秩序符合美國的利益。 現在的問題是,中美關係的第四個時期將呈現出怎樣的面貌。許多人都猜測會出現一場新冷戰,但冷戰只是一種可能的(並且不受歡迎的)結果,而並非一種策略。遏制策略是美國對蘇聯政策的基礎,但並不適應當今的新挑戰——經濟成分大於軍事成分。事實上,中美之間的部分分歧可以縮小乃至解決,包括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對合資企業的要求以及貿易失衡的規模。但這些都是例外情況。 我們不能排除中美在南中國海、台灣甚至朝鮮問題上發生武裝對抗的可能性。即便這種戲劇性的場景不發生,我們也很清楚雙方的關係有可能惡化。我們從早先冷戰的經驗中知道,這種競爭既危險又昂貴,它斷絕了雙方合作的可能,即使這種合作對雙方都有益。 未來最現實的選擇就是集中精力處理兩國的主要分歧。在台灣問題上,這種處理方式已經奏效了40年。美國承認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个中國,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現在的目標是:中國、台灣和美國需要避免採取單邊措施,做出危及維護和平、不利於台灣經濟與政治繁榮的舉動。 管理也可能是處理南中國海的最佳方法。與台灣一樣,“最終狀態”問題最好還是模糊擱置。應該把重點放在避免可能引發危機的單方面行動上。 在其他領域,美國只能接受中國的現狀。中國將繼續在世界經濟中扮演一個重要(也許程度會有所減輕)的國家角色,保持封閉的政治結構。“隨着中國國民收入邁入中等水平,我們的社會需要一個強有力的錨點。”一名中國高級官員告訴我,“我們要加強黨的力量。你把權威等同於威權主義,認為中國是獨裁國家。這是錯誤的。”美國應該指出中國侵犯人權,但我們外交政策的重點應該是中國的外交政策,在這一塊我們更有可能有影響力。 試圖阻止中國崛起,對美國而言是一項非常不現實的政策。更糟糕的是,這種策略會刺激民族主義衝動,導致中美之間產生衝突。 想要避免直接衝突,美國就要讓中國官員明白,與美國展開軍事上的較量是徒勞無益的——這種推測在某種程度上取決於我們擁有的國際支持。特朗普政府對中國採取了強硬立場,卻也因為削弱盟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而破壞了自己的政策,這本來可以迫使中國進一步改革經濟。這種戰略上的不一致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美國還需要在若干個方面採取新政策。剛剛簽署的《建設法》(Build Act)鼓勵美國的私有資本投資發展中國家,這是對中國“一帶一路”計劃的有效(儘管可能有限)回應。加強對中國在美投資的控制也是正確的方向。一部分供應鏈可能需要從中國轉移出去,哪怕這種相互依賴是防禦衝突的屏障之一。一些大學和智囊團應該拒絕接受中國政府的資助。如果美國不想被中國的《中國製造2025》科技推動計劃甩在後面,那麼國家和私營部門需要進行更多合作,深入人工智能等關鍵領域。 美國也必須打理好自己的內務。美國的醫療危機、基礎設施老化、公立學校質量不佳、債務激增以及不恰當的移民政策都與中國無關。外交政策必須真正從國內開始,美國才能競爭成功。這些領域有了改善,中國對美國的如下看法才會消除:美國正在衰落,缺乏對抗一個充滿活力的新大國的意願和能力。 最後,放棄選擇性合作的前景是愚蠢的。朝鮮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鑑於中國在巴基斯坦頗具影響力,因此阿富汗可能就是下一個。如果世界各國想應對下一次金融危機,在氣候變化方面取得進展,改革WTO並制定網絡規則,那麼中美合作也是必不可少的。美國最好不要讓競爭領域影響到潛在合作領域。 中國也必須盡自己的責任。中國的經濟規模太大了,因此不能老是打着自己仍是發展中經濟體的幌子,聲稱自己無法達到全球規範的要求。習近平呼籲兩國建立新型大國關係,但他並未清楚解釋自己的意思,幫助澄清或解決目前的緊張局勢。而這樣做才是大國的標誌之一。 正如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負責亞洲事務的高級官員馬修·波廷格(Matthew Pottinger)所言,中美之間的競爭不一定都是壞事。合理的目標是管理競爭,允許有限的合作。然而,就目前而言,特朗普政府採取了對抗的方式,又未明確其希望實現什麼樣的目標。它忽視了克勞塞維茨(Clausewitz)的謹慎建議——不要輕易加入戰爭,除非是“作為達成戰爭目的之手段。” (Richard N. Haass是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主席。他着有新作《混亂的世界:美國外交政策和舊秩序的危機》(A World in Disarra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Crisis of the Old Order)。本文為作者個人見解,不代表《華爾街日報》的觀點。) 查看本文的英文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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