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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豪商人出書揭秘中國權錢交易內幕


為了在北京的主要機場附近建一個物流中心,沈棟花了三年時間,在中國官僚機構裡跑上跑下蓋了150個章。
為了蓋到這些章,他討好政府官員。例如,機場的海關關長要求他為海關建一座新辦公樓,配有室內籃球場、羽毛球場、一個帶有200個座位的劇院和一個卡拉OK廳。
「如果你不把這個給我們,」海關關長在一次與沈棟一起吃晚飯時咧嘴笑說,「我們不會讓你建。」
沈棟在一本回憶錄中敘述了這段對話。該書展示了共產黨如何管束企業家,以及當商人的做法超越了允許範圍時會發生什麼。本月出版的《紅色輪盤:當代中國財富、權力、腐敗和復仇的內幕故事》(Red Roulette: An Insider’s Story of Wealth, Power, Corruption and Vengeance in Today\'s China)一書顯示了政府官員如何故意模糊規則、讓鎮壓的威脅始終存在,從而限制企業家群體在該國發展中所起的作用。
「在中國要做成每一件事都要進入模糊地帶,」沈棟在英國的家中接受電話採訪時說。「大家都是在刀口上舔血。」
雖然書中描述的許多事情都無法得到獨立核實,但沈棟對金錢與中國政治相互作用的一手觀察是毋庸置疑的。
他曾與段偉紅結婚,後者與中國前總理溫家寶的家人關係密切。段偉紅英文名叫惠特尼(Whitney),是《紐約時報》2012年一篇調查性報導的核心人物,該報導揭示了溫家寶家人控制的巨大隱秘財富。
雖然段偉紅已於2017年9月失蹤,但沈棟說,段偉紅曾在這本書發行前不久聯繫過他,敦促他不要出版這本書。
一些讀者可能很難同情這對曾經的權力夫婦以及像他們這樣富有的中國商業領袖。這本書描述了他們通過與有權勢的政府官員進行不正當往來,從而積累了大筆財富,他們利用這些官員的影響力讓相關交易成為可能。當然,金錢與政治的組合在世界各地都滋生了腐敗。
但沈棟的書出版之際,中國企業家群體的未來正變得不確定。政府已在打擊最成功的民營企業,包括電子商務巨頭阿里巴巴集團和網約車公司滴滴,還判處了那些膽敢批評政府的商業領袖長期監禁。
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在追求「共同富裕」的努力中敦促企業大亨與國內其他人分享財富,引發了人們對國家可能扼殺私營部門、讓中共對日常生活擁有更大影響的擔憂。
「共產黨對鎮壓和控制幾乎有一種動物本能,」沈棟在書中寫道。「這是列寧主義體系的基本原則之一。任何時候,該黨有能力轉向鎮壓,它都會的。」
儘管他們有缺點、犯錯誤,甚至犯罪,但中國的企業家群體在幫助國家擺脫貧困、把中國建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上起到了重要作用——這是中共不願承認的。
相反,中共迫使企業家一味迎合國家。企業家必須遵守成文和不成文的規則。當一個中層官員想要從誰身上撈點什麼的時候,就算他與溫家寶有關係也沒用。
「在中國權力是一切,錢算個老幾,」沈棟在採訪中說。「企業家也是被黨壓迫的階層。」
中國外交部在回應記者的置評請求時說,該書充滿了對中國的誹謗和毫無根據的指控。
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頭10年的「輝煌時代」,沈棟和段紅偉曾經營企業。在1989年鎮壓了天安門廣場的民主抗議者後,中共放鬆了對社會的控制,以增強其執政合法性和轉向經濟建設的信譽。在那段時間裡,中共常常試圖拉攏企業家群體,而不是打壓他們,這既是為了讓商業受制於中共,也是為了讓共產黨聲稱對中國的經濟奇蹟有功。這意味著說服他們入黨,擔任各級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
中共的做法很奏效。許多商人都覺得他們可以在中國的自由化過程中發揮作用。他們尋求建立財產保護制度、獨立的司法系統和更透明的政府決策過程,以更好地保護人民(無論貧富)不受中共權力的影響。有些人在人大和政協會議上提出了嚴肅的問題。還有些人為非政府組織、教育機構和從事調查報導的媒體提供支持。
那段時間很短暫。
「只有在危機時期,黨才會放鬆控制,允許更多的自由企業和更多的自由,」沈棟寫道。「中國不斷增長的經濟為該黨提供了一個恢復其主導地位的機會。」
按照沈棟的說法,黨對經濟的控制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開始加強,在習近平於2012年底出任總書記後加速。
「以前是經濟挂帥,」他說。「從習開始是政治指導。這是毋庸置疑的。」
習近平已為政府與商業的關係定了調子,那就是要「親」和「清」。習近平還說,政府官員在與私營企業打交道、幫助它們上不要有顧慮。
但在習近平領導下,多年來對律師、記者和公民社會活動人士的打擊,已讓政府沒有多少制衡。政府與企業之間的權力不平衡已進一步加深。
沈棟認為,企業家階層的大多數人都意識到體制有問題,但很少有人願意說出來,因為發聲成本太大。
許多商界人士都在設法將資產轉移到海外,至少是部分資產,他說道。很少有人願意長期投資,因為風險太大,太難做。「搞長線的是傻子,」他說。
沈棟的觀察與其他人的說法相符。北京的一名女商人告訴我,《紅色輪盤》在中國政府與企業互動的「黑盒子」上鑽了個孔。兩位房地產大亨給我講述過他們的屈辱經歷——為了讓項目獲得批准,他們不得不在某個官僚的辦公室外站了好幾個小時。
為了讓機場物流中心項目得到批准,沈棟有幾年幾乎每天晚上都請官員吃飯,每頓飯都要喝茅台。他的員工還給官員們送高級茶葉,為他們跑腿,滿足他們妻子和孩子的要求。
沈棟在書中寫道,有一名員工由於陪同許多人去洗桑拿的次數過多,甚至洗到脫皮。
機場和機場所在區政府的最高官員在項目建設期間換了三茬。每次換人後,沈棟的團隊都不得不重新開始討好官員的過程。
「大家以為我們上面有溫家的關係,」沈棟說,溫家指的是前總理的家人,「就是送錢的事。哪裡是送錢的事?我做得不要太累。」
如果連段偉紅和沈棟為推進項目都需要經受各種磨難的話,其他沒有他們那種政治人脈的企業,就必須忍受更多的東西才能把事情做成。
沈棟說,他2018年開始寫這本書,部分原因是他和段偉紅生的兒子當時八歲了,開始在網上檢索母親的名字。沈棟覺得最好由他來講段偉紅以及他們婚姻的故事(這段婚姻已於2015年以離婚告終)。
後來,他說,就在這本書原定於本月早些時候出版之前,段偉紅給他打了個電話,試圖說服他不要出書。他不確定那是段偉紅本人的意思,還是她在傳達中國當局的信息。但他敢肯定的是,段偉紅不會喜歡這本書。
「她就是這種人,」他說。「她從來都不想走上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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